这是一个在平静中等待与坚持的人。

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34岁突然成名，但如同昙花一现，之后又归于寂静。在随后的20年寂静中，这个人仍在坚持，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这是汪国真前半生的人生轨迹。

1992年的思想大解放，并不会给每个文艺青年都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同样，展示完自我后，未必每个人都会在寂寞中悟出一些人生道理：即使这个世界和年轻时不一样了，我也不去争抢、强求，我还是坚持。这样，人生便会少了很多痛苦。

“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2012年3月6日晚上，一见面，汪国真便掏出两本小册子。“这是我创作的诗、曲、字、画作品集，送给你。”岁月并没有在这张56岁的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不过，他胖了一些。那天晚上，汪国真在参加一个聚餐，同桌的几位中年处长，因为和曾经崇拜的汪国真坐在一起，勾起了很多青春记忆。但对于酒店里的“90后”服务员来说，“汪国真”三个字，实在是陌生得很。

这种“无闻”状态，像极了青年汪国真的无名时。

“那时总在想，年近三十不再年轻，事业和爱情还是一事无成，没有成功的东西可以证明自己，当时感觉人生变得十分紧迫，极度迷茫与困顿。”成名多年，汪国真仍然深切记得年轻时的苦恼。那时候，28岁的汪国真经常捧着写满诗歌的本子，从一家编辑部跑到另一家。曾在《诗刊》工作过的唐晓渡接待过这位文艺青年，他回忆，当时真没有人注意过这个叫汪国真的年轻人。青年汪国真的诗，仅仅被他自己欣赏，甚至连一些不知名的文学刊物都拒绝刊登他的作品。巨大的挫败感，让汪国真品尝着烦恼与苦闷的滋味。

在1984年的《热爱生命》里，汪国真写下：“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三句，描绘的正是他当时的心情。

这首可视为汪国真代表作的诗，4年里，在北京、四川两家期刊转了一圈，都没人愿意发表，最后只能被汪国真默默收存起来。这时的他，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两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只能“继续坚持下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汪国真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他喜欢把思绪与想象直白地表达出来。

工作后的几年里，汪国真依旧给各家杂志寄去诗歌，热情不减，甚至逃课去图书馆抄写刊物的通信地址。于是周围总是传来不同版本的嘲笑声，“当时有很多异样的声音，说我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诗写得太烂了。” 汪国真的回答很简单——每天下班早早回家，埋头写作，“创作的速度很快、量很多，一年肯定不止写365首。”一成不变的，还有大量的阅读，“没有一种创作能离开积累。”

即使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汪国真仍然相信自己，否则也不会写出“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1990年前的那些年是我的创作期，也是痛苦执着的坚持期。很多诗描写的就是我当时的经历和心境，自我激励。”汪国真说，“所以才写了：不站起来，才不会倒下。”

“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被长期压抑的文学创作终于像度过冬天的草地，开始萌动发芽。1990年，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汪国真这个名字被推向全国。“诗集出版，把读者潜在的热情一下给表面化了。”汪国真没想到，诗歌的手抄本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他的诗中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有催人泪下的情感，还有真诚纯洁的友谊。”1990年，山东济宁女孩王萍，将收集的汪国真诗歌分类，抄写在日记本上，并为“诗集”取名为《年轻的思绪》。

机缘巧合，这真成了汪国真出版的第二本诗集的名字。

“汪国真热”在全国出现了

“1990年到1992年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商品经济突然闯入了人们的世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实世界变化太快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许就跟不上了。”3月6日，汪国真这样总结，“于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生出许多烦恼。”

汪国真的诗歌是积极的，里面提到的问题，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经常遇到的烦恼、挫折、迷茫与困难。而稍含哲理又比较超脱的解答，给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了慰藉心灵、解决人生难题的办法。一位读者给汪国真写信说，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读自己的心声。“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汪国真说。

他把“汪国真热”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后的一种社会变化。“原来很多作品跟政治贴得非常近，我的诗离政治远了一点，离生活很近。改革开放后那种解放出来的力量，给我的诗歌造就了空间。”汪国真也体会到了环境变化给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不同。

1990年之前，北京一个音乐会想给“只要明天还在”这首诗谱曲，结果在审查时被毙掉了。想起这件事，汪国真立刻朗诵出这首诗：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为什么会被毙掉呢？“可能有关部门认为太敏感，觉得这首诗歌是不是在映射什么。1990年以前，社会思想相对来说还有些禁锢僵化。”汪国真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社会思想一点点开放，诗歌热潮和时代解放是相契合的。”

“不强求，生活便少了许多痛苦”

名声与非议像是孪生兄弟，从来都是相伴而生。即使在汪国真“大热”之时，不同声音也从未停止过。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汪国真的诗歌“肤浅而单薄”，贴上了“格言体”和“心灵鸡汤”的标签。“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朱大可把回忆汪国真的诗歌称作“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他把这位诗人比喻成“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称人们需要这种轻盈的“哲思小语”，是为了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而汪国真的态度自始至终就像他诗歌里写的那样：“我微笑着面对生活。”

汪国真说，20多年来，异样的声音从未消失过，自己却从未为此烦恼过。1990年到1992年，大红大紫的汪国真遇到一个问题：字写得很差。“当时有些人批评我，说我只会写诗。那时候年轻，就想证明另外一件事也能做好。”从1993年起，汪国真开始临摹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以及草书。

3年后，汪国真的书法开始被注意到。“第一次题词，是在1997年前后，为庐江周瑜纪念碑题的。”当地领导曾买过一本附带书法的汪国真诗集，之后便请他写了碑文。此后，大小机构与单位趋之若鹜地请汪国真题词，一些经济利益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我练习书法，有人说我有商业目的；给官员的书作序，又有人说我有其他目的。实际上，书法和绘画只是爱好，它同时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我并不是刻意而为。”与此同时，汪国真还在向更多领域进军。

出音乐专辑，筹备音乐会，出书画集，此外诗集也在出，一年多的时间出了4本诗集，只是“新作非常少，只有一本是旧体诗词”。但是创作再多，如果不是听汪国真亲自介绍，人们仍然不知道，这位曾经的诗人现在在做什么。好在汪国真无论在喧哗还是寂静中一直保持清醒，他承认，无论做音乐、题词还是卖书画，别人都是冲着“诗人汪国真”这个名字来的。20年前的那次思想和社会变革给了他一次机会，想不到那次机会又为他赢得了一辈子的东西。所以，出第一本诗集是出版社找到了他；第一次给景区题字，是当地政府邀请的；第一场音乐会，是有人主动投资的。“在这些事上，我从没强求过别人。”

不强求就没有那么多烦恼。“这些爱好被社会承认，就顺便成为我的事业。”这20多年，汪国真用“顺其自然”来形容他的人生轨迹，“如果把爱好搞得很功利，就想赚钱出名，达不到目的就会痛苦，但只是爱好，就谈不上失落。”

两年前去央视《奋斗》做节目，主持人开玩笑让汪国真介绍青春驻颜的方法。这次，汪国真给出的良方是——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我是平和、坦诚、平静的，不沮丧、颓废、势利。整天勾心斗角、心胸狭隘、患得患失，一个人的状态就绝对不会好。” 大概这是汪国真另外一种形式的坚持——人未必非要坚持成功，却可以坚持内心。

临近凌晨，汪国真告别，穿上那件颜色款式已过时的呢子风衣，拿起铃声响得恼人的国产手机，走进夜色，走向回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