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海上流落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和香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Boat People”这个词。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加拿大接纳了5万多越南船民。在后来的几年中又陆续接收了数万人。

2014年，有300万叙利亚人被困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等国家的难民营里，另外还有600万在叙利亚国内，被战火从一地驱赶到另一地。

在叙利亚深陷战乱三年之后，加拿大政府表示，今年计划接收1300名叙利亚难民。连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自己也承认，加拿大的动作可以更快一些。

为什么区别会如此之大？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了几位叙利亚活动人士和加拿大政府官员。

正好赶上加拿大关紧大门

费萨尔.阿泽姆是少数几个在加拿大为同胞奔走的叙利亚人。他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行动迟缓，一个重要原因是联邦政府的移民难民政策的改变。叙利亚发生战乱的同时，加拿大政府正好在修改难民政策，移民政策，现在又轮到国籍政策。而且，尽管加拿大政府时不时就发表一个声明谴责一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实际上并没有为叙利亚真正做点事的政治意愿。

当然联邦政府并不承认这一点。移民部的媒体秘书阿列克斯.帕弗里奇表示，加拿大的难民接收体系比绝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慷慨。每十个被安置的难民就有一个是被加拿大接收的。

三十年多前加拿大是如何做到的？

在几十万越南人沦为船民的1979年，乔.克拉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刚刚上台执政，还没有摸清东南西北。但是联邦下属的有关机构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时就开始着手筹备接收难民的工作了。克拉克政府的移民部长罗恩.阿特基回忆说，当时是下面部门的准备工作走在了政府决策的前面。

自由党总理特鲁多领导的上一任政府的设想是接纳5000人。这个规模后来扩大了12倍。

难民接收上的“公私合营”

阿特基说，克拉克是个“公私合营”的支持者。在1979年的船民大潮中，与他的政府合作的首先是教会组织，而教会又吸引了无数普通加拿大人做船民家庭的赞助者。

加拿大的门诺派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教派属于基督教新教，早期信徒来自荷兰，在历史上也曾经为逃避迫害飘洋过海。但是该教会的全国难民项目负责人艾德.韦伯说，许多人帮助船民并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信仰。

韦伯回忆说，有一次，一位老人来到他的办公室，表示愿意赞助一个船民家庭来加拿大。这位老人说，他在二战期间曾经跟着父母逃难。当时只有五岁的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大难临头了，要逃命就必须沿着那条路跟着许多人一直往前走。当他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海上挣扎求生的越南人时，儿时的记忆被勾起，让他觉得自己无法袖手旁观。

媒体和公众的作用

韦伯认为，今天的叙利亚危机和当年的越南船民潮的一个很大不同是媒体的作用。当时电视还是新鲜事物。什么事情一上电视，全国都看见，影响力很大。现在媒体多样化，反倒没有那么震撼。

他坚信加拿大人应该像当年帮助越南人那样帮助叙利亚人，但必须还是像当年那样由政府、下属机构、民间团体和普通公民共同合作才能做到。

阿特基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是公众的支持。但是他也承认，叙利亚人获得同情要比越南船民困难。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而“9.11”恐怖袭击的影响至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