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提起中共与香港，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英谈判、香港回归祖国及“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与实践。“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共建党百年，每个发展阶段亦都和香港有所关联。”著名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刘蜀永教授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作为特殊而重要的角色，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东方之珠”与百年中共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必将广为传颂。
专访著名香港史专家刘蜀永教授。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埋下了重要伏笔。有研究表明，陈独秀当年从上海南下广州时曾路过香港，并间接促成了香港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香港最早的中共党组织是如何诞生的？
刘蜀永：陈独秀确实在1920年底由上海乘船南下广州时途经香港。当时陈乘坐的船就停泊在香港码头，三位香港年轻人林昌炽(林君蔚)、张仁道、李义宝带着他们出版的刊物《真善美》到船上和陈独秀进行了短暂会面。这份《真善美》是林、张、李三人在1920年至1921年间集资出版的一份不定期刊物，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看过《真善美》后，对三人给予高度评价，并鼓励其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后，他们就在位于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的李义宝家中成立了小组，开始深研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最先开始研究的知识分子只在极少数城市，其中就有香港。因为香港非常开放、转口贸易发达，更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西方思想通过这里来到中国内地，中国的思想也通过香港传播到西方。基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各种社会思潮在香港都有一定的发展土壤，因此香港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很早，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也非常早。香港在中西方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1923年，李义宝赶赴广州，通过新学生社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了联系。返港后，李义宝在香港建立共青团组织并获选支部书记，后由林昌炽接替，李专攻工人运动。此后，林、张、李三人成立香港中共党小组，其中林昌炽是候补党员。这是香港最早的党组织，标志着中共在香港历史的开端。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全国各地组织领导了多场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香港也曾爆发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二者是否存在联系？香港在中共早期发展阶段主要扮演了什么角色？
刘蜀永：产业工人是中共的社会基础。香港海员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之一。早期香港中共党组织的成员很重视在海员中开展工作，经常到海员中演讲，宣传革命道理。香港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海员工会为中共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党员骨干，林伟民、苏兆征、陈郁、曾生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22年，香港爆发海员大罢工，主要发起人林伟民和苏兆征此后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苏兆征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在广州和香港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一直持续至1926年，历时约16个月，创下当时单次罢工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曾生将军也曾于1930年代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还担任过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抗战时期，曾生担任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司令员，为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华南抗日武装作出了卓著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生在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后来任过交通部长。
20世纪20-30年代，香港为华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和部分领导干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避难所”。周恩来曾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养病，并参加当时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会议，研究广州起义。1929年和1930年，邓小平先后两次路过香港开会讨论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等多位后来的开国元帅都曾在香港避难。1927年，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作为中共广东省领导机关的中共广东区委立即迁往香港。同年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第一届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张太雷出任省委书记兼南方局书记。此后中共广东省委的名称几经变更，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香港也就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甚至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成为从外界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环。1930年秋冬，这条交通线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支持下秘密开通，可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直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博古、任弼时等中共200多位重要领导干部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中新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对全国抗战作出了哪些贡献？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在香港抗战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蜀永：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中共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以及支持全国抗战的重要“物资站”。“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香港市委指导成立了“香港民众抗日会”。1937年，中共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组织“余闲乐社”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人数一度发展到1.7万余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在香港开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参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工作。办事处接收了大量捐赠物资，并组织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冬，办事处收到药品和医疗器械130箱，经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运至延安。1939年10月，又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西药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卡车和轿车。
值得注意的是，办事处还印刷《华侨通讯》，向海外华侨报道国内抗战消息，许多华侨青年正是通过办事处安排，回国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1939年，“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办事处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仅半年时间就建立了许多分团和工作队，共有成员500多人，活跃在当时东江13个县市的广大地区。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驻港英军仅抵抗了18天，时任港督杨慕琦便举白旗投降。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成为香港沦陷期间唯一成建制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
2021年5月29日，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等团体约一百人，乘船前往当年海战的沙洲、龙鼓洲一带海域，参加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牺牲七十八周年祭奠活动。香港沦陷后，港九大队前身的几支武工队和地下党曾秘密营救出约八百名滞留在港的抗日文化精英、民主人士和家属。获救者之一的茅盾先生曾评价那次大营救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港九大队还曾营救盟军飞行员，为盟军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在华美军负责军官的高度评价。二战期间，包括港九大队在内的东江纵队曾与美国史迪威将军领导的中国战区盟军有过军事和情报工作上的紧密合作，日占期间，港九大队共有115人为保卫香港而牺牲。美军与中共在二战期间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实际上体现出了现在我们常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中新社记者：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在香港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在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香港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蜀永：二战结束后，英国殖民统治者重回香港。由于抗战时期中共与英国曾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战后初期英国允许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种程度的“合法存在”。这段时期，中共中央以香港为中心开展城市工作，香港成为中共和民主党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建立香港分局管辖南方多个省份及港澳的工作，更加重视利用香港开展工作，将其打造成“反内战、反独裁”的文化宣传阵地，民主党派及其领袖的避难场所和东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战争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解放战争后期，香港又成为新政协运动的中心，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召集会议，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推动新政协的召开。同时，在中共护送之下，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留港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筹备，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中共领导的新的国家政权的感召下，大批原国民政府驻港机构宣布起义，归附新中国。仅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就有中国航空、中央航空、招商局、九龙关、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等20多家机构宣布起义，大量飞机、轮船、其他资产和人才得以返回内地，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港政策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为什么说“一国两制”方针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刘蜀永：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十分明确，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就曾到过香港并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对香港的特殊作用已有所认识。毛泽东虽未曾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却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他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1949年10月，解放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面对只有四个旅的驻港英军，却在边境罗湖以北四十公里的樟木头一线停下了脚步。原来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
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到西柏坡了解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明确表达过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这是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审慎选择。中共对香港问题维持现状，政治上保持了香港的稳定，经济上对香港经济起飞提供了大力支持。著名的东江水供港、“三趟快车”便是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发展的典型事例。中共对港的特殊政策是香港当年经济起飞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965年2月27日，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在东江—深圳供水首期工程竣工典礼上剪彩。后排右起为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王宽诚、香港工联会会长陈耀材、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从197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宪法依据。1983年初，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均体现在日后制定并施行至今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
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保障香港顺利回归的最佳方案，更是回归后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一篇题为《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西方部分舆论更“唱衰”香港、质疑“一国两制”。事实却正好相反，香港回归后连续20多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明确强调“坚定不移”和“全面准确”。对香港治理的经验，丰富了中共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内涵。近年来，特别是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乱象，中央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香港迎来了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未来，相信“一国两制”在港实践一定能够行稳致远，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一定能够逐步得到有效解决，香港也一定能够实现长期繁荣稳定、长治久安，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完)
刘蜀永，著名香港史专家、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2005年应邀移居香港推动香港编修地方志。主编、独著或合著的著作有《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简明香港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