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说你每天从家走向单位，从单位走向菜场，然后从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那还有一种人生呢，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 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学、青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每一个边镇小镇长大的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向往，都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远方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们上完大学又分回了故乡，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同样在武陵山区，另外一个湘西青年，沈从文，他在湘西的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个年代，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我们的农民进城，都要必须无数个证件，才能来到你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的。这个国家一切都体制化了，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它的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敢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要必须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就是我突然又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就在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这就是我的被规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带来的全是锁链，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个兄弟叫李斯，今天没有来，他原来说要来的，是中国著名的一个翻译家，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的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训斥来自于我的耳边。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走，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我从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说，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的道路的开始。

我的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我不能带一口锅去。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的话，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我没有带着。我相信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

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又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因为各地的批发商都欠我的账。我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而且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这幅画一样的铁轨，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这个画家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的这一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这都不是我的虚构，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的人，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获救。

我在我的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乐，无论是方外之交，无论是底层的，那些普通平民，还有那些草根知识分子，就像刚才大家听见的这位乐手，莫西子诗。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啊等等这些人，俊德啊舌头乐队的。这样一些乐手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他们的歌声，听清楚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他们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地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我们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早夭和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一样。 我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的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今天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欧洲、美国、东亚。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就是我们被道路诱惑着。 我们如果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地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生命是可悲的，至少是让我感到可怜的。

我常常喜欢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包含我也有孩子，我的孩子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样，甚至比你们还大一点，我都鼓励他们去漫游。就像刚才这位莫西子诗的最后一首歌的主题一样，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我离开体制，当我写出报告 ，背叛体制，发誓放弃很多人眼中一份很有权力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是充满了害怕的。我的母亲父亲都为我害怕，我的朋友都为我担心，事实上，厄运有多么可怕呢?不就是像我那样，失去几年自由嘛?

在那失去几年自由的日子里面，锻炼了我的人格 ，训练了我的力量，使我更敢于挑战。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怀揣着一种雄性意识去生活。不要害怕，在这个时代，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去偷不去抢我们一样可以活得非常的好。

我常常对我的女儿，那时她在北京，我经常开着车带着她。我说，你看看那个路边拎着一桶水甩着毛巾的人，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他们就像你父亲当年来到这个城市一样，从中国的各个乡村来到北京，他们没有生存技能，没有人缘关系，但是他知道，买一个塑料桶只要几块钱，拎一桶水，拿一个毛巾，在路边甩手帕，洗车，他们也可以活下来，就在这个城市。

生活，只要你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的话，你永远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草根。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我要去摆个地摊儿会很没有面子。不要有任何一点虚荣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即使我们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我们也应该白手起家，也应该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而不是要完全去沾父辈的光。

我喜欢很多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前几天在大理遇见了一个老大姐，75岁，她看见我认出我来。她说我是你的粉丝，她要跟我合影，我很难想像有一个75岁的老大姐会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她说我上微博啊，上网啊。我说75岁还上微博吗?她说，你太瞧不起我了。她说，我55岁的时候，我在新疆生活了55年，55岁终于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我的人生。从新疆出发，现在行进了大半个中国。65岁的时候在三亚去学习潜海，72岁的时候徒步进入西藏，一直过着背包客的生活。

我问她最近在大理做什么，她在大理做志愿者。一个75岁的人做志愿者，就是到每一个她喜欢的客栈或者书店，就说，我给你打一份义工，不要工资，你只给我一个住的地方。她就这样地活着，一个老大姐，75岁的老人，跟着很多年轻人徒步穿越。 她说，有一天我就这样死在路上，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终于从55岁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生命。

在大理还有一个老人，今年将近80岁，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现在说到这儿，你们以后每一个去大理的人，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说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人民路的中段，每天黄昏，有时是下午就开始了，会在路边席地而坐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白族老人，他面前摆着三摞诗集，是他的三本诗，他每天就卖他的诗集。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因为中国有很多老干部写着那种老干部体的诗歌，歌颂共产党、国庆有感等等这些，我以为这是又一个老干部诗人。但是有一天我蹲下来去翻他的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80来岁的老人写着非常现代的，非常新潮的新诗，他的笔名叫北海。我问他，靠卖诗集能活吗?他说，我靠卖我自己的诗集不仅我活得很好，而且我还给女儿置办了全部嫁妆。然后我跟他交谈，发现这个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诗性。我说你这样的人才是诗人。诗人从来不是以你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写过的诗歌有多少，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诗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老人就是这样的诗性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一个诗人，我觉得我的一生活得非常诗性，我一点没有辜负我的生命。我这样一个土家族的青年，能够在今天被大家认识，被大家了解，还能走上这样一个T型台。这是我第一次上来的，过去是明星站的或者是扭着猫步上来的，第一次在T型台做这样的演讲。 我觉得我为我的诗性的生活付出过很多痛苦，我也流过很多泪。我也有过凡人所不能承受的一些痛苦，我今天因为不是诉苦大会，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经验。

就是只要你怀揣着一种到远方去的梦，怀揣着一种在路上的使命，永远告诉自己，不要怕，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结交很多很多的奇人，结交很多很多的朋友，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同道。当有一天 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挽手，成为新的人墙。我们活着的意义，正是为了推进时代的一点一点的进步。有一天当你们到了文明社会你们会发现，我们还活在野蛮社会之中。我们为了心中的耻辱，我们也要背叛这份被规定的生活。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去活，我们一定要去为自己，甚至为你的同胞争取更大的一点空间。自由从来不是自天而降的，自由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它的时候，它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我的故事，既不是孔繁森的故事，也不是雷锋的故事，是一个平常寻常男人的故事。这样一个男人的故事，它给大家示范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谈不上高大上，但是我认为它充满了真善美。

我们在路上唱歌，我们在路上相爱，我们在路上彼此鼓励，我们在路上经历精彩的山水和人生。

我希望所有的青年，在座的不管来自于哪个省，我相信更多的是我们的三楚子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地热爱生活，热爱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热爱自由。如果没有自由的生活，人生和畜生无异。我们一定要摆脱一种猪一般的生活。猪一般的生活就是吃饱喝足就够了，永远呆在自己的圈里。我是那头一定要越过圈栏的野猪。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猪跑了》。猪跑了是村里面的一件大事，我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农民的猪跑了，全村的人都去寻找这个猪。我从这个逃亡的猪里面，写下了这首诗。

我笑着告诉那些人，我说这个猪在即将成人的日子里面，终于翻越了它的圈栏，然后奔向了它的自由。 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一个男人。我今天能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样的，我的人生故事太多太精彩的故事，以后的时光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分享。 我曾经说过，道路既给我们诱惑，同时还是我们的陷阱。我一边发誓要把天下的道路走成拖鞋，

像拖鞋一样被我们拖在了后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说道路啊，你总要以我们这些行动者的血，来填补你那苍白的画布。

（本文是在《一席》的演讲录音稿）